国家确定6省小麦最低收购价 其他产区自主决定

　　据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栏目消息，国家发改委、农业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2009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确定今年六个主产省小麦最低收购价。除了6个小麦主产省外，其他小麦产区是否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由省政府自主决定。

　　《预案》规定，河北、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等6个小麦主产省的小麦最低收购价以今年生产的国标三等小麦为标准品，白麦每市斤0.87元，红麦、混合麦每市斤0.83元，分别比去年提高了0.1元和0.11元。

　　消息称，最低收购价是指承担向农民直接收购的收储库点的到库收购价，适用时间为今年的5月21号到9月30号。在此期间，当小麦市场价格低于最低收购价格时，由中储粮公司和有关省地方储备粮管理公司或单位，按照最低收购价，在这6个小麦主产区挂牌收购农民交售的小麦。除了6个小麦主产省外，其他小麦产区是否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由省政府自主决定。

　　为防止出现“转圈粮”等问题，预案执行期间，中央和地方储备粮的承储企业以及承担小麦最低收购价收储任务的库点，一律不得直接和间接购买国家拍卖的最低收购价小麦。

    农业防汛抗旱领导小组办公会议今天举行。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在会上指出，今年农业自然灾害发生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危朝安强调，与前几年相比，今年的气象年景总体偏差，要在连续五年增产增收的基础上，抗击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继续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挑战和压力都是空前的，这对做好今年的防汛抗旱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会议研究分析了今年农业气象灾害发生形势，进一步安排部署今年农业防灾减灾工作。

    据预测，今年淮河流域出现降水异常偏多的可能性较大，干旱对农业生产影响较重，台风登陆的数量较常年偏多。

    危朝安表示，今年农业防灾减灾任务十分艰巨。他要求，要完善灾害预警、灾情会商、应急响应和灾情评估机制。全力推进科学减灾，强化保障，夯实防灾减灾基础，要千方百计将灾害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4月11日晚，山东省金乡县马庙镇杨官庄村委会议室座无虚席。笔者在这里参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农民创业“百家讲坛”：“办企业应该胆大心细，创业前一定要认真分析市场和自身实际，切忌盲目投资。”台上的农民企业家、该村支部书记杨德之讲得深入浅出，台下听众听得津津有味。

　　入春以来，由身边的“土专家”、“田秀才”给农民传经送宝的培训方式在马庙镇杨官庄村悄然流行，乡亲们形象地称之为“百家讲坛”，深受当地农民的热捧。

　　笔者通过进一步了解得知，在新农村建设中，该镇虽然主动联系了帮扶对象，可群众认为面太窄，不能实现经验共享。于是，该村结合远程教育，组织引导发动附近村近十名致富能人，办起了“百家讲坛”，将个人项目、办企业、闯市场的经验教训和致富信息系统地传授给群众，引来了许多农民前来学习。尹庄村农民尹传亮通过参加农民养殖技术学习班，逐渐学会了饲料配方、养羊常见病防治等科学技术，他在村里办起了养羊场，成为远近闻名的养羊专业户。

　　“一个干部说十天，不如邻居立个杆。”杨官庄村创新的“百家讲坛”通俗易懂，让农民活学活用，实现了经验共享，深受当地农民的喜爱。该镇组织部门因势利导，在全镇进行推广。同时，该镇对“乡土人才”的资源状况、层次结构等进行了全面摸底调查，统一建档注册，利用会议、印发科技资料以及现场指导等形式，有计划、有步骤、有目标地进行帮民致富增收，使一大批乡土人才脱颖而出，涌现了西瓜种植、养鸡、养猪等专业村15个。

　　中午12点，午饭铃声一响，教学楼前的土操场沸腾起来。操场上，支起了二十几张桌子，没有凳子。七八百个孩子在太阳底下捧着饭盒，站着、走动着、自顾自地吃饭。操场显得异常拥挤局促。

　　这是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隆林各族自治县猪场乡的那绍村完全小学。因为没有食堂，不得不站在操场上吃饭的学生，成了当地的一道“奇观”。4月3日，在那绍小学采访的记者目睹了这一场面。

　　自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最早提倡举办寄宿制学校起，8年来，随着全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深入，撤点并校的展开，寄宿制学校渐成农村义务教育主流，办学条件与寄宿生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那绍小学的不能承受之重

　　陶春明清楚地记得，10年前自己上任时，全校只有285个学生。而现在，全校共有14个班级800多个学生，由于家远路遥，学生住宿率高达96.7%

　　隆林县地处在滇、黔、桂三省交界，是一个“老、少、边、山、穷、库”的县份，境内重峦叠嶂，沟壑纵横，石山占总面积的35％，土山占65％。

　　当地人说，常常是两山看似近在咫尺，却要走上1个钟头甚至更长时间的山路。地貌是阻碍娃娃上学的巨大屏障。全县曾经散布着300多个教学点，供学生就近上学。

　　隆林县教育局档案显示，2001年起，全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展开，当年该县撤并了1/3的教学点，减为225所。在之后的8年中，教学点数量以平均每年十几所的速度递减。到2008年，教学点仅剩下80所。

　　教育局局长黄凯说，这80所教学点，不能动也不敢动。在黄凯眼中，这些教学点偏远简陋，但却好比是“普九”最末端的毛细血管，一旦断血，则可能意味着生源的永久流失。

　　与教学点裁撤相对应的，是寄宿制村完小以及中心校规模的急遽膨胀。

　　那绍小学校长陶春明清楚地记得，10年前自己上任时，全校只有285个学生。而现在，全校算上学前班共有14个班级800多个学生，是原来的3倍。由于家远路遥，学生住宿率高达96.7%。这些个数字，压得陶校长喘不过气来。

　　让他坐卧不安的，不只是在操场上站着吃饭的学生。缺食堂，更缺宿舍。全校只有18间宿舍，每间宿舍上下铺加起来也只有12个床位。一张简易木板钉起来的床上，三四个学生如沙丁鱼罐头般头脚相错挤在一起。

　　宿舍实在容纳不下了，学校被迫暂时在教学楼一侧搭了个“L”型的窝棚。三四十米的通铺上，一个一个学生排过去，居然又挤下了80多个人。泥土地面还留着雨后的水洼，阳光从屋顶密布的洞隙照进来，午睡的孩子一脸安详。

　　厕所问题同样突出。全校师生总共只有18个蹲位，与每20个学生设置一个蹲位的建设标准，相去甚远。

　　学生用水，更是陶校长的一块心病。山区饮水难，要解决几百个学生的集中饮水是难上难。学校在校舍对面建了一个“望天池”，又投入了2万多元，从2公里外把水引过来。

　　陶校长向人自我介绍时习惯说，“我姓陶，陶行知的陶”。他希望有更多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可是现实却让他焦灼难捱，一脸苦相。如今，陶校长最大的愿望是对面的新宿舍和食堂能够快点盖起来，上面拨的80万元建设经费已经到位。他相信，不久，食宿紧张的情况就可缓解。

　　一方面编制“倒挂”导致教师工作负担重，另一方面有的地方却“有编不补”

　　近日，几个关系到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的文件接连下发。一是中编办、教育部、财政部联合下发通知，就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中小学教职工编制管理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安排；接着教育部下发全面实施“特岗计划”、进一步做好中小学教师补充工作的通知。各地对这些加强农村教师队伍的举措表现出极大的期待，社会反响也十分热烈。长期以来城乡教师编制“倒挂”，农村中小学编制紧缺、“有编不补”的情况，备受各方关注。

　　编制“倒挂”成困局

　　广西凌支县伶站瑶族自治乡某村小，是2001年集中了3个教学点合并而成的学校。2004年，又戴上了初中的“帽儿”。2006年秋季开学时，该校有9名教师，146名学生分属9个年级，每个年级学生数量最多的20人，最少的11人。按照农村小学23∶1的生师比计算，这所学校的教师是大大超编了。但学校的实际运转情况是，所有教师的周课时都在28节以上，有的甚至超过30节，而且全部跨年级、跨学科授课，有的一人教三四门。光从课时量来看，这所学校教师所承担的几乎是城市同类学校教师的两倍！这样的情形显然是与编制有关。

　　据北京师范大学长期从事农村教育研究的专家袁桂林介绍，这种教师严重缺乏的现象在农村学校“处处可见”：农村教师平均周课时数在20节左右，大约要超出城市教师5节左右。在河南、安徽等中部大省，很多农村学校没有音、体、美和外语教师。校长们说是想开齐规定课程，但学校不可能为了这些科目专门占用教师编制，因为首先要保证考试科目任课老师的编制。很多乡镇中小学已经很多年没有了孩子们的歌声。

　　在前不久召开的“两会”上，全国人大常委、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庞丽娟就指出，现在执行的小学教师编制标准，城市、县镇和农村的生师比，分别是 19∶1、21∶1和23∶1。单从学生数量来看，这个比例很正常，但我国广大农村地广人稀、生源分散、交通不便、学校规模较小、成班率低等重要因素没有被考虑进去，由此造成了目前农村学校的教师困局。袁桂林教授认为，这样的编制“倒挂”，在客观上不利于农村教育的发展。

“有编不补”难提升

　　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是提高教师质量，农村教师在目前的超负荷工作状态下身心俱疲，应付好日常教学已勉为其难，要提高，实在是没时间、没精力，也没机会。

　　每周以5天工作时间计算，如果周课时达到30节，平均每天6节课，一名教师一天紧张的工作节奏可想而知。仍以伶站瑶族自治乡某村小为例，大专毕业的校长黄莱还担任着六年级班主任，教六年级语文、五年级数学、初三化学及全校音乐课。在“基本工作”已经占据了教师们全部时间和精力的情形下，授课能有保证就不错了，质量难以要求，进一步提高更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正像有的老师说的：“别说参加继续教育，现在连病也不敢生呀！”

　　一方面是教师紧缺，一方面在有的地方又“有编不补”。有的贫困地区因为地方财力困难，空额一直难补；而在另一些地方，存在“吃”教育空编的现象。一名在某中部大省教育厅工作多年的退休老领导说，在市县一级，教育的空编被“调剂”给其他部门的情况很普遍。

　　“有编不补”的结果之一是农村中小学多年难见新人，40岁以上教师成为主力。据了解，山东某村小的教师平均年龄47岁。另一个结果是有大学毕业生却因“没编制”进不来，只好请代课教师。山西省不久前公开的数字显示，该省中小学空编16000多个，然而临时代课的教师数量超过3万人。

　　袁桂林教授忧心忡忡地说，音、体、美开不了课，我们怎么在农村实施素质教育？年龄偏大和代课教师多，在岗教师难进修提高，又如何给农村孩子提供优质的教育？
编制标准应倾斜

　　我国现行教师编制标准对农村学校很不利，因为这个标准仅仅考虑了生师比一个维度，而缺乏教育质量理念，缺乏城乡均衡发展导向。庞丽娟教授建议，尽快调整城乡“倒挂”的不合理的教师编制标准，抓紧研究和制定城乡双轨制编制标准，编制标准应该向农村倾斜。

　　袁桂林教授认为，要从两方面入手解决问题。一是计算编制要有通盘考虑，不能只硬性规定一个生师比。核定教师编制要多种因素共同考量。从真正的教育实际需要出发，教师编制除了考虑教师和学生比之外，还要考虑任课门数与教师比、周课时与教师比等因素，规模小的农村学校还要考虑年级数与教师比，分别制定出权重。二是应以农村学校为单位核定教师编制，适当增加教师数量。以县为单位计算不太合理，因为每一所学校教师队伍的实际需要数量取决于该校的年级、班级数量、课程门类和课时数量等因素，按照县域行政区域计算，不能保障该区域内每一所学校教师队伍的需求。

　　袁桂林还建议，对农村中小学的音、体、美教师，要有个特殊政策。因为如果再不重视这些事关提高学生素质的课程，农村孩子的综合素质真的会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对于农村教师的学习再提高问题，袁桂林提出，一些国家级、省级培训都是面向骨干教师，其实年龄大的教师、代课教师同样需要培训。等他们自然退出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他们直接面对着众多的学生，对下一代的影响可能更大。

　　记者连线到河北省威县教育局局长张宏，这位基层教育行政负责人认为，必须由省级政府来统筹落实中央文件提出的严禁“有编不补”以及完善新教师补充机制。因为在贫困地区，有时政府有心无力，只靠本级财政难以根据缺员情况给予补充。而由省级人民政府出台文件，每年在师范类大中专毕业生中选招一批优秀者补充到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中，以补充自然减员教师数，就有了保证。